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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斌的博客

中国青年报驻俄罗斯首席记者

 
 
 

日志

 
 

国际报道之怪现象  

2007-11-14 03:03: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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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报道:勿“鹦鹉学舌”忌“拿来主义”(上)

《中国青年报》驻俄罗斯首席记者  关健斌

http://www.cjr.com.cn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  2007年11月13日

  国际报道以其重大性、热点性、全球性正成为新时代读者极大关注和强烈需求的新闻主题,也是众传媒激烈争夺的报道领域。然而,今天在我们的国际报道中,有一种现象很值得关注,即不加取舍地照搬照抄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也就是本文所特指的“拿来主义”。这种“拿来主义”,有的是将西方媒体的报道直接翻译过来,然后以“据XXX(西方媒体)报道”的形式出现;有的是将几家西方媒体的报道来一个大回炉,人云亦云,七拼八凑,端将上来;有的则更干脆,全文抄袭西方媒体,掐头去尾,隐去来源,然后冠上自家新闻单位的电头,活脱脱一个复印扫描版。这种“拿来主义”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将使我们失去对外部世界的“知情权”和对国际事件的“解释权”、并最终失去“话语权”,而且还很可能对国内的读者产生误导,让国人误读世界,甚至还会削弱我们媒体的公信力。本文将运用实证的方法对这种“拿来主义”的危害及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剖析,并从驻外记者和国内编辑的角度提出几点解决的对策。

  一、“拿来主义”表现及其危害

  1.“拿来主义”会让我们失去“知情权”

  “先入为主”是西方媒体的重要传播策略,他们通过“现场报道”、“视觉冲击”、“议题设置”等方式在第一时间内把他们想传递的信息快速传递给受众。我们的国际新闻如果“跟风式”地追随西方媒体,拾人牙慧,缺乏自主意识和自我判断能力,那么就会让国内的读者失去“知情权”,对变化无常的国际形势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新闻仍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平衡和不对称,国际新闻基本上仍被美英等少数西方国家所垄断。有关调查显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这些节目对大国报道多,对小国报道少;对发达国家报道多,对发展中国家报道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报道多,正面报道少。据统计,我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原始信息来源竟有80%来自美国媒体,这难免让我们的国际报道打上“西方印记”,把西方媒体对他国的报道偏好和误读扩展到中国。

  笔者任驻外记者多年,经常接到国内的约稿电话,来电中绝大多数都是引用西方媒体的原话。但奇怪的是,这些西方媒体的原话往往是“篇幅不长,错误不少”,而且这些错误并非笔误或口误,而是失实。譬如,在“颜色革命”的大背景下,阿塞拜疆于2005年秋举行的总统大选早早地就被西方媒体扣上了“颜色革命”的大帽子。2005年10月22日,身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笔者忽然接到国内某知名媒体编辑的约稿电话称,“西方媒体纷纷报道,阿塞拜疆已经出现“颜色革命”的征兆———阿总统阿利耶夫解除了经济发展部、卫生部、教育部、劳动及社会保障部4个部长的职务,并撤换了总统办公厅主任,还把自己的亲弟弟从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的位置上抓了起来……”这让身在现场的笔者哭笑不得。其实真实情况是:阿总统确实解除了经济发展部和卫生部两位部长的职务;而被撤换的并非是总统办公厅主任,而是总统办公厅事务管理局局长。被抓起来的Azpetrol公司的总裁的确姓阿利耶夫,但他与现任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没有任何亲戚关系。Azpetrol并非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而只是阿国内一家私人加油站公司。关于教育部长和劳动及社会保障部长被解职的消息则纯属无中生有。

  2.“拿来主义”会让我们失去“解释权”

  当前,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竭力保持着强势话语权和对国际事件的解释权,竭力控制和影响世人对事件是非曲直的判断和观察角度。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所谓西方“政治正确性”原则,对国际新闻议题进行结构性设置。

  笔者驻外高加索地区期间,正好赶上独联体地区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到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再到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这一系列事件让“颜色革命”成为西方媒体对独联体各国新闻报道中的“时髦”。在西方媒体记者的眼中,自格“玫瑰革命”后,似乎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只要有选举就可能发生“颜色革命”,而西方媒体对“颜色革命”的报道也是如出一辙———同是西方支持的反对派领导人,同是日夜不间断的街头抗议,同是抗议者在争取警察的同情……。然而这些报道却忘了披露有些百姓上街是为了领取示威组织者发放的现金补贴,有些“示威民众”怀揣着武器,有人还在“革命”期间大肆地打、砸、抢……笔者发现,在独联体各国的“颜色革命”事件中,西方媒体都是提前策划、率先发声、抢先解读。当局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最终计票还没有结束,西方媒体就把自己的“出口民调”结果率先散布出来,影响民众的心理,为各国当局最终公布结果设置障碍。对于西方媒体对各国选举情况的解读,如果某些媒体不加判断地采取“拿来主义”,那么我们的国际报道将失去对事件的解释权。

  3.“拿来主义”会让我们失去“话语权”

  美国著名学者、语言学家罗宾·洛克夫曾说过,“20世纪末的权力与地位之争是对话语权力的争夺,语言控制实际上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基础”。目前,我们的一些国际新闻以西方的视角观察世界,我主流媒体在重大国际问题报道上有边缘化的迹象,而主流受众群体则对美国等西方传媒产生依赖,进而认同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对我国舆论安全和在世界上的舆论竞争力无疑将是极大的损害。

  通过目睹、亲历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笔者认为,西方媒体已成为美国对外搞“和平演变”、策动“颜色革命”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每逢独联体国家选举前,西方媒体就开始扮演“民主的推销者”、“颠覆信息的传播者”、“各种谣言的始作俑者”、“反对派光辉形象的塑造者”、“民意支持率的调查者”、“国际舆论的操控者”、“现场行动的指挥者”等多重角色。笔者在实地采访格鲁吉亚“玫瑰革命”时,对上述些角色都有不同程度的亲身感受,“玫瑰革命”的最初阶段,西方媒体立刻介入,它们与当地支持反对派的所谓“独立媒体”里应外合,形成“共震”,煽动并不十分知情的当地百姓上街反对当权者。而在“颜色革命”取得成功后,这些西方媒体又拼命为这些“亲西政权”脸上贴金。

  2005年5月10日,布什访问格鲁吉亚,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这个外高加索地区。西方媒体纷纷对格民众热情接待布什的场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他们引用格总统萨卡什维利的话说,“对于格鲁吉亚这样的小国而言,像布什这样的客人简直就是‘上帝的礼物’。为了聆听布什的演讲,有15万人自发地聚集到了自由广场,这比‘玫瑰革命’时聚集的民众还多。”当时就站在最多能容纳5万人的自由广场上的笔者,问一位西方知名媒体的记者:“你认为这个广场能站得下这么多人吗?”这位记者回答道,“关键不是这个广场能不能站下15万人,关键是全世界已经通过我们听到了萨卡什维利的话———‘这个广场聚集了15万人’。”说完这句话后,这位西方记者对笔者神秘地一笑。

  从这段对话中不难看出,西方记者向世界报道的是他们想让世人知道的新闻。正如新闻理论书中所说的,“任何媒体传播的任何一条消息或言论都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的,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如果我们用“拿来主义”对待西方对“颜色革命”的报道,对国际事件的看法和评价都受西方媒体影响,或者直接将人家的观点一字不漏地翻译过来,不加任何改动地刊登在自己的媒体上,那么我们就只能“替人家说话”,成为人家的“传声筒”和“扩音器”,为人家“抬轿子”、“做嫁衣”。

  4.“拿来主义”会让我们失去清醒的头脑

  一般情况下,“坏话难听,好话难防”。对于许多西方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溢美之词,我们有些媒体显得十分兴奋,总感觉“好话”肯定是听着开心,编着顺心,用着放心,这回用“拿来主义”总没有错吧?但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许多西方媒体正是利用了我们一些媒体的这种心理,给我们大灌“迷魂汤”,让我们在“飘飘然”时中了他们事先设计好的圈套。笔者认为,西方媒体的这种“捧杀”的方法更有迷惑性,其潜在的危害性也更大。

  在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9月提出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来定位中美关系后,“中国责任论”在国际舞台上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此后在多种国际场合,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声音频繁响起。

  2006年,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曾恭维中国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领袖之一”,美英两国媒体对此大幅报道。美国《时代》周刊在今年初一期杂志的封面上,以显赫的大字宣称:“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始”。2007年1月,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托·托马斯发表一篇意味深长的文章,提醒世界注意:《2020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而且要求中国同美国一样,“把责任扩大到整个地球”。5月下旬,美国一些媒体大量报道“美国世界意见调查机构”最近对十几个国家进行的所谓“世界民意调查”,认为“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时间大概就在2020年;并挑逗中国人说,你们怎么“对自己的经济还没有美国人有信心呢?”

  诚然,很多年来,“中国速度”的经济发展确实是举世瞩目,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中国人民为此而感到自豪,世界上一切友好人士,一切向往和平与发展的人们,以及严肃正直的专家学者和生意人,赞赏和宣传中国,说中国的好话,也是很自然的。即使有过誉之处,那也是对中国的鼓励和鞭策。但长期以来一直“妖魔化中国”的西方媒体现在怎么忽然摇身一变,大谈“中国超越美国论”了呢?其用心何在,不能不发人深思。

  笔者认为,所谓中国很快就要赶超美国的论调,实际上是新时期的一颗“糖衣炮弹”,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它一是要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惊恐,从根本上感到“中国的威胁”和挑战,从而动员“遏制中国的势力”。二是要刺激中国某些人的浮躁情绪和简单的“大国心态”,麻痹忧患意识。口蜜腹剑是更阴险的一招,而且更具“魅力”。如果我们的媒体也跟着西方媒体一起喊“责任论”,那么就肯定被人家“忽悠得找不到北”了。

  5.“拿来主义”会让我们失去高雅的格调

  笔者感觉,我们有些国际报道为了猎奇和提高阅读率,对一些“八卦新闻”、“垃圾新闻”很感兴趣,这虽然可以迎合一部分读者的趣味,但这让一些媒体自我降低“格调”、有失“高雅”。

  2005年8月的一天,笔者接到约稿电话,对方约我写一篇关于“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和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恋情”的文章。原来,这位编辑从俄罗斯媒体上看到消息称,俄杜马某议员出资拍摄了一部叫《尤利娅》的电影,该片虚构了季莫申科总理和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之间的爱情故事。其实,《尤利娅》是一部色情文艺片,主要讲述两位都有绯闻缠身的国际政坛名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剧中两个主角的扮演者都是色情影星。笔者认为,俄罗斯的好事者出资拍摄此片,主要是为了恶心这两位“颜色革命英雄”,而俄媒体炒作此事也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但如果我们也跟着炒作,那就有些显得太不高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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