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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斌的博客

中国青年报驻俄罗斯首席记者

 
 
 

日志

 
 

20世纪俄国思想家之别尔嘉耶夫  

2008-11-01 15:03:19|  分类: 俄罗斯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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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俄国思想家之二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的“命运”和“思想”
 
 
别尔嘉耶夫

  1874年生于基辅,10岁入基辅武备学校,20岁入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自然科学系,后因参加民主运动被开除,1898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参与编辑《新路》和《生活问题》杂志,1909年与哲学同仁推出《路标》文集,引起巨大反响。1918-1922年间创办宗教文化自由学院

,1920年任莫斯科大学教授,1922年被驱逐出苏联,先侨居柏林,创办宗教哲学学院,1924年起定居巴黎,出版宗教哲学杂志《道路》(1925-1940),1947年获剑桥大学名誉神学博士,同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1948年病逝于巴黎。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哲学》、《创作的意义》、《俄罗斯命运》、《历史的意义》、《新的中世纪》、《自由精神哲学》、《论人的使命》、《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意义》、《俄罗斯思想》和《自我认知》等。

  在20世纪初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中,尼古拉·别尔嘉耶夫(1874-1948)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作为俄国宗教哲学的代表人物,作为宗教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他是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成熟的俄国现代哲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作为伊万诺夫“象牙塔”的主持人之一,作为革命前后作家协会的三位领导人之一,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新路》、《生活问题》等杂志的主编,他积极投身于后来被他自己定义为“俄国文艺复兴”的白银时代文化活动,流亡德、法之后,他又将白银时代的文化薪火传播到欧洲,从而成为那个灿烂文化时代最突出的“幸存者”之一。在中国,别尔嘉耶夫是知名度最高的俄国哲学家之一,他的《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思想》两书也早已有了中译本,并一直是被广泛阅读的外国思想名著。通过对他的这两部代表作的阅读,我们不仅可以对别尔嘉耶夫的思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也能加深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文化结构和历史命运的理解和认识。

跨越时空的呼应

  《俄罗斯命运》是别尔嘉耶夫离开俄国之前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在他被驱逐出境之前于1921-1922年间在彼得格勒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和《复兴的终结》两书,其写作年代其实在《俄罗斯命运》之前),而《俄罗斯思想》则是他最后一部完成了的著作(在《俄罗斯思想》之后写作的《人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一书没有完成),这两部著作分别是别尔嘉耶夫早期和晚期创作的总结之书,它们跨越30年的历史时间,跨越俄国和法国之间的地理空间,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呼应。

  在俄国思想史中,别尔嘉耶夫以睿智的思维、独特的个性和多产的创作而著称,但同时,他在思想探索过程中的多变,他的理论所体现出的某种折中主义色彩,他的观点所包含的某些矛盾,也是常常被人提及的。别尔嘉耶夫思想的多元,或许部分地来自于他复杂的传记,他在自传《自我认知》中不无伤感、又充满自信地写道:“我经历过三次战争,其中两次是世界大战,我经历过两次革命,一大一小,经历过世纪初的精神文化复兴运动,然后是俄国共产主义、世界文化的危机、德国的政变,法国的崩溃和被占领,我经历过流亡,我的流亡生涯至今仍未结束。我痛苦地领略过一场反对俄国的恐怖战争。而我至今还不知道,世界性的动荡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对一个哲学家而言,我有太多的意外:蹲过四次监狱,两次在旧制度下,两次在新制度下,被判处流放北方三年,有过一次永远流放并移居西伯利亚的审判,被逐出自己的祖国,或许,我将在流亡中结束一生。同时,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和许多事物都有关系,但实际上,在深层次上,我不归属于任何事物,根本不献身于任何事物,仅有创作例外。我不仅对社会问题怀有兴趣,而且还时常为它们操心,我拥有‘公民’情感,但实际上,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我是非公益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各个社会团体也从来不把我看做地道的自己人。我永远是一个精神土壤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

  从少小时的家庭影响和教育背景上看,别尔嘉耶夫就有一种“综合性”的继承:父亲一方的俄国文化和东正教传统,以母亲为代表的法国文化和天主教传统,合成了别尔嘉耶夫的世袭文化基因;军人家庭的氛围和武备学校的尚武风尚,以及德国哲学的深邃境界和宗教精神的神秘王国,这反差极大的两个世界同时构成了少年别尔嘉耶夫的生活天地。别尔嘉耶夫后来的一生传记,也似乎就是这类反差的进一步强化和外化:他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是他后来的思想历程却被列宁不无讽刺地称之为“从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进化”;他是一个清醒的、充满怀疑精神的哲学家,却在晚年“回归东正教”,其面对宗教的“虔诚”在众多俄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反感,甚至愤怒;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和行为中都体现着强烈的“酒神精神”,但所谓的“基督教理想”却又是他的终极目标;作为一位活跃的思想家,他与白银时代的许多大家都有过非同一般的交往,但出于思想上的分歧,他却先后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谢·布尔加科夫等人决裂;他是巴黎俄国侨民界的思想领袖之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对苏维埃俄罗斯的好感,却使他被侨民界目为“叛徒”……许许多多的概念,都可以用来界定别尔嘉耶夫的哲学,如“宗教哲学”,“自由哲学”,“个性哲学”,“人格主义”,“文化哲学”,“末世论”,“宗教存在主义”,“新宗教意识”,“神秘主义的现实主义”,“普世主义”,“合法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而他本人,也相应地被冠上了形形色色的“复合”称谓(有些也是他的自称),如“20世纪俄国的黑格尔”,“忏悔的贵族”,“自由的囚徒”,“自由的圣徒”,“自由精神的骑士”,“红色哲学家”,“躁动不安的先知”,“信教的自由思想者”等等。所有这些概念和称谓,都再好不过地体现了别尔嘉耶夫及其思想的综合性质和折中主义性质,如果要给他的哲学下一个比较贴切的定义,那也许就是“宗教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基础上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别尔嘉耶夫曾将俄国哲学的特色归纳为“对知识和信仰的调和”,作为一位俄国哲学家的别尔嘉耶夫,其哲学似乎正是这样一种调和的样板;别尔嘉耶夫曾称充满矛盾组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罗斯人中的俄罗斯”,而别尔嘉耶夫自己身上无疑也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双重人格”。

  《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思想》这两部分别写于20世纪之初和中叶的书,都体现了别尔嘉耶夫思想的这种包容性。《俄罗斯命运》是一部论文集,它有这样一个副标题:《19世纪及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若干基本问题》,此书以历史为经,以若干问题为纬,是对俄罗斯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梳理。《俄罗斯思想》则是一部以百余年间俄罗斯思想发展史为描述对象的史著。写作《俄罗斯命运》时的别尔嘉耶夫,是一位风华正茂、驰骋文坛的领袖型知识精英,而《俄罗斯思想》的作者已经是一位在异国他乡咀嚼人生和岁月的老年哲人;《俄罗斯命运》似乎是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面对祖国和民众发出的警言和预言,而《俄罗斯思想》则像是在宁静的岁月中对智性历史的总结和归纳。然而,将这两本有诸多不同的书对照阅读,我们却发现,这两书中关于俄罗斯民族性和俄罗斯文化的论述却是基本相同的,考虑到其作者充满变化和否定的思想历程,考虑到横亘在两书之间的30余年的时间,这个发现是让人感到惊讶的。而在两书的内容中,最少遭到作者修正的,就是作者对俄罗斯民族矛盾性格的归纳、对俄国东西方属性的界定以及对俄国历史使命的沉思。

俄罗斯“悖论”

  《俄罗斯命运》是在20世纪初对俄罗斯多舛命运的一种思考,在文集里的几十篇同旨文章中,作者对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俄罗斯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俄罗斯社会的历史和未来作了一番独到的论述。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俄罗斯民族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俄罗斯命运之路上的坦荡与坎坷,全都来自俄罗斯民族根深蒂固的内在矛盾。理解了这些矛盾,也就理解了俄罗斯,理解了俄罗斯之命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20世纪中期写作的《俄罗斯思想》中,他仍在继续着这样的思考。

  俄罗斯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就是对于别尔嘉耶夫这样的俄国思想家来说,它也依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在《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思想》两书的开头,他竟都引用了俄国诗人丘特切夫那段著名的诗:“无法用理智去认识俄罗斯,/无法用普通的尺子去丈量;/她有着独特的身材,/你只能去把俄罗斯信仰。”但是,别尔嘉耶夫决心去打开这个封闭着的俄罗斯灵魂的秘密,他发现了俄罗斯民族诸多的矛盾性。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矛盾性”,别尔嘉耶夫在文中还先后使用过许多不同的概念,如“二律背反”、“悖论”、“极端性”、“两极性”、“对立性”、“两重性”、“双重信仰”、“二元结构”、“矛盾组合”、“双重性格”等等。在别尔嘉耶夫看来:

  首先,一方面,俄国是一个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俄罗斯人是最无政府主义的人民,俄罗斯人向来不善治理国家,几乎所有的俄国思想家、作家和政论家,无论其倾向如何,都具有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一个最官僚的国家,俄罗斯创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帝国。在俄罗斯,一切都会转化为政治的工具,为了国家、政治的利益而牺牲其他一切利益,数百年来,俄罗斯人的血和汗几乎全都用于巩固和捍卫国家之上了,而无暇顾及个性的发展和自由的创造性生活。结果,最缺乏国家意识的人民却建立了最庞大的帝国,最具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民却成了官僚政体最恭顺的臣民,一个天性自由的民族却仿佛不去追求自由的生活。

  其次,一方面,俄国是一个最少沙文主义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从未像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充满过自信和傲慢,俄罗斯人向来缺乏足够的民族自豪感,甚至羞于承认自己是俄国人。另一方面,俄国又是世界上沙文主义色彩最为浓重的国家。俄国一直是一个民族冲突最多、民族压迫最甚的国家之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不仅遍及俄国,而且超越了国境。俄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使它时常保持有“欧洲救星”、“各民族的解放者”的良好感觉,俄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俄国东正教会的意识形态中有集中、充分的体现,“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学说在俄国思想史中也一直很有市场。

  最后,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也发现了这类二律背反。在《俄罗斯思想》的最后,别尔嘉耶夫写道:“应当记住,俄罗斯人的天性是完全极端化的。一方面,是恭顺,是对权利的放弃;另一方面,是由怜悯之心激起的、追求正义的暴动。一方面,是同情,是怜悯;另一方面,是潜在的残忍。一方面,是对自由的爱;另一方面,是对奴役的接受。”自由和奴性,浪游和停滞,这两者之间巨大的差距,也许是由于俄罗斯灵魂中阴阳成分的尚未糅合。这是民族性格的尚不成熟,还是外来影响与民族本质的相互抵触呢?

  别尔嘉耶夫所罗列出的这些矛盾,在每一个民族中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不过在俄国,其对立的色彩尤为鲜明罢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诸如此类的矛盾背后还隐含着两个更大的俄罗斯矛盾,即东西方的矛盾和上下层的矛盾。东西方的矛盾是地理的,文化影响上的,是横向的;上下层的矛盾是历史的,社会结构上的,是纵向的。这一横一纵两大矛盾,构成了一个硕大的十字架,许多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就背负着这沉重的十字架,在自己的命运之路上艰难地前行。

俄国是“东西方”

  别尔嘉耶夫对于俄罗斯民族种种二律背反现象的罗列,对于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着的文化矛盾的揭示,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论证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历史使命;一是显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成熟。

  写作《俄罗斯命运》时的别尔嘉耶夫,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中,这位厌恶军事和战争的前武备学校学生,在战争年代中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现出了自己身上的“军人气质”,他认为,这场震撼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大规模战争,对于俄国来说恰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崛起机会,因为“战争的伟大纷争,应该能导致东方和西方的伟大联合”,这时,俄国的特殊作用和价值便会被凸显出来。到别尔嘉耶夫写作《俄罗斯思想》的年代,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他当年关于俄国将通过世界大战在欧洲和世界“出人头地”的设想没有实现,至少是,后来的结果与他当年的设想是不完全吻合的。在《俄罗斯思想》中,已经看不到他对战争的热情期待了,对俄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决定性角色”的热烈鼓吹也已然降低了声调,但是,关于俄罗斯民族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关于俄罗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所应该发挥的联结作用的立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着的,在时隔几十年之后,他又重申了当年的一些观点,而其中的俄国是“东西方”(Востоко-Запад)的概念,更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在《俄罗斯命运》中,别尔嘉耶夫写道:“俄国置身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中心地带,她是东西方。”(《欧洲的终结》)“只有在东方和西方这个问题的范畴内,俄国才有可能意识到自我,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她置身于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可以被定义为东西方。”(《创造性的历史思维之任务》)而在《俄罗斯思想》一书的开头,作者就几乎原样地重申了这一概念:“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国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的灵魂中,永远有东方的和西方的两种因素在相互搏斗。”在这个概念之前,还有这样一段话:“俄罗斯民族是最高程度上的两极化民族,它是若干对立面的并存。它可以使人迷恋,也可能使人失望,它那里永远有可能发生意外的事情,它最能激起对它的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这是一个正在引起西方各民族不安的民族。每个民族的个性就像每个人的个性一样,都是一个微观世界,因此其中必定包含有各种矛盾,但是程度却有所不同。俄罗斯民族就其极端性和矛盾性而言,也许只有犹太民族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正是这两个民族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意识,这并非偶然。俄罗斯灵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许与这样的背景有关,即东方和西方这世界历史中的两大潮流在俄国发生着碰撞,产生着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地处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地理位置既给俄罗斯的命运带来了某种不幸,导致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上的矛盾和分裂,但与此同时,它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凸显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历史使命,将极大地提升俄罗斯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

  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命运》关于世界大战将消弭东西方之间的裂痕、俄罗斯因此将获得复兴的预言没有应验,但他的《俄罗斯思想》关于东西之争仍将是贯穿整个20世纪俄国的说法,倒是被历史所印证了。在别尔嘉耶夫关于俄国的东西方属性的界定、关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评说、关于俄罗斯“命运”和“思想”的思索中,如今能给我们以启示的,不仅是那些睿智的观点,而且还有他那种冷静的态度和理智的精神,还有他所持的包容的立场和综合的气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走一条“文化之路”:“在俄罗斯精神中的确存在着一种对极端和极限的追求。而文化之路却是一条中间道路。对于俄罗斯命运而言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在保持其精神的所有特性、所有独立性的前提下,她能否为了文化而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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