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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斌的博客

中国青年报驻俄罗斯首席记者

 
 
 

日志

 
 

往事:收音机伴我长大成人  

2008-12-13 22:39:12|  分类: 在路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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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年了,看许多网站和媒体都在搞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回忆这30年的“沧海桑田”。其实,3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瞬间”,最多也只算“沧海一粟”。不过对一个人个体来说,那也是不短的一段时间了。坐下来自己想想,我的这“30年”是怎么过的,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忽然想起了收音机,仔细一回忆,原来收音机一直贯串着我走过的32年……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红灯”牌收音机,大小如12寸的黑白电视。那是我们当年唯一的电器。记得我小时候的许多照片,包括全家福都是以这个“红灯”牌收音机为背景的。那时候,这个收音机更像一个家具。由于当时的广播节目并不多,所以收音机更多的时候被一个红绸子蒙着,安静地站在五斗橱上。那时候,我对这个可以说话的木头匣子十分好奇,经常爬在五斗橱上琢磨这个东西。打开开关后,用小手旋转收音机右下方的大旋钮,里面一会儿是大人说话的声音,一会儿是各种各样的杂音,有意思极了。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小喇叭”节目中孙敬修爷爷讲的“孙悟空的故事”,那是我的必修课呢!这个节目的开始就是“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嘀哒、哒嘀哒、哒嘀(这个音长一点儿)哒!”
   等我上了小学一年级,家里买了一台“金星”牌14寸的电视机。这个“红灯”收音机就基本“英雄无用武之地”了。那时候,镇上有“大广播”。每当中午和晚上下班时间,镇上的广播都会准时首先播放“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优美旋律。这时候,各单位的职工都会马上收拾东西,下班回家。镇子里的街道上,衣着并不鲜艳的男男女女有人骑着自行车,有人急步快走,而我就会准时站到门口等着爸爸、妈妈下班回家。晚饭后,我一般和爸爸、妈妈一起听8点半开始播放的“今晚8点半”节目,节目的内容不太懂,不过挺喜欢收音机里那位阿姨说话的声音。
   上初一时,姥爷出资给我买了一个单卡录音机,说是给我学外语用的。据说,这还成了姥爷当年“偏向”俺的确凿证据,嘿嘿。这个录音机放的第一盘磁带就是《小城故事》。这盘磁带是从邻居家的高档音响——双卡录音机上转录过来的,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这歌是谁唱的,不过倒觉得好听。

   这个录音机除了放磁带,还有收音机的功能。而我更多是用他当收音机使,我最喜欢的广播节目是“长篇评书连播”。每天中午的11点半至12点,黑龙江广播电台都有“长篇连播”。而中午12点半,“午间半小时”节目之后,中央广播电台也有“长篇连播”。这样,我每天的中午时间基本上都是听广播,我听过《三国演义》、《杨家将》、《西游记》、《夜幕下的哈尔滨》、《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麦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刑警803》等等。那时,我最熟悉的明星是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等人。
   在我上初二时,我们县广播站要排一个小型广播剧,参加地区的广播剧比赛。我记得,我们排的广播剧叫《捐款》,大意是“我们班某同学的父亲得了尿毒症,我们团支部知道后,就号召大家给这位同学的爸爸捐款”。我当时在广播剧里扮演的是主角,我们在广播剧中用的配乐是《爱的奉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其他几位同学每天都排练这个广播剧。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我们的广播剧在那次地区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我们每一位参演同学都获得了一个塑料皮的16开笔记本,老高兴了。
   上高中后,我成了我们学校校广播台的台长。呵呵,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每天中午1点10分-1点30分播放校广播。播一些本校同学的好人好事儿或本校新闻什么的。那时,我有权决定在不播新闻时播放什么乐曲。那时,我从本班同学家里转录了一盘《命运》的钢琴曲,经常在学校的广播里放这个带子。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里查德·克莱德曼的专辑。
   这段时间里,我家里的小录音机一直没有“更新换代”,我也基本没有用他听什么外语磁带。在我的记忆中,我用这个录音机干的最大的事儿,就是1990年用这个录音机对着电视的喇叭录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实况。那时,我觉得,那解说词儿写得很好了,用笔记肯定来不及,就直接用录音机对着电视录,我当时对能想出这个方法很得意了。
   后来,上大学了。我那“小录音机”并没有跟着我一起上大学。那时,我学的是外语专业,自己还特地买了一个随身听,那可是真的为了学外语用的。每个星期,我和同学们都跑到珞珈山上外文楼3楼的语音室去录各种各样的俄语磁盘练习听力,基本上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是带着耳机听外语磁带,听着听着就听睡着了——老刻苦了!每天早晨6点半,校园里的广播都会播放多年不变的音乐,我就会起床,站在樱3的楼顶平台上读课文,练口语。现在回想起来,校园里叫我们起床的音乐还真是好听!
   刚上大三时,我换了一个新的随身听——是索尼牌的。是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帮我从广州带回来的“水货”。虽然是“水货”,但质量并不水,所以我特别喜欢听。后来,那个帮我带“水货”随身听的女孩儿变成了现在我儿子他娘。
   上大三之后,我学习就那么刻苦了,开始用索尼随身听听歌了,那时喜欢听的歌是张信哲、周华建、童安格、林忆莲等人的。记得参加院学生会竞选时,我竞选连任的海报用的就是当年周华建的一句歌词——“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结果效果不错,我以最高票当选了本院团委副书记(院团委书记是由学工处老师兼任的)。那时,我们的学生组织分两块,院学生会和院团委。院团委副书记和院学生会主席是平级的哟,呵呵!
   参加工作以后,似乎离收音机远了一些,只是偶尔拿出来听一听,主要是学电脑,玩电脑了。
   2001年开始驻外后,我的“收音机情缘”又续上了——那是车载收音机。那时,我经常开着我的红色三菱帕杰罗—V6大吉普往来于外高加索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之间,我主要用车载收音机听“欧洲+”频率的节目。这是欧洲人办的专门为独联体国家的“音乐广播”,播放的都是欧美流行音乐,估计是给当地人“洗脑”用的。

    当地人开车有个习惯——总把音响开得大大的,也奇怪,外高人的车都不怎么着,不是拉达、聂瓦,就是二手的宝马和奔驰,但他们的车载音响却总是单独配的,而且都是最先进的。我的车载音响不如他们,但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车载音响开到最大,不过里面时常播放的是中国流行歌曲的磁带。在异国他乡的大街小巷中,流动着中国“老情歌”的大红吉普窜来窜去,还真是别有一番味道呢……

    那时在外高,我一个人“管”3-4个国家呢,所以免不了在各国家之间穿梭着。从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出差的行车距离是560公里,但由于路况不好(相当于我们的村级公路),560公里的路我要开上7-8个小时。我通常是早上8-9点钟从巴库出发,开一天的车,一般傍晚太阳落山前就能赶到第比利斯了。在这个长途行军过程中,我最喜欢听的是前任的前任记者留下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那盘磁盘,歌曲高亢,老提神了。如果没有这盘带子,我一个人开车时很容易犯困——那是长途行车中最危险的事儿哟。还好,外高呆了快5年,安全行车快5年。
  在外高常驻期间,我还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了更亲密的接触——自己的声音居然也能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当时老兴奋了。2003年11月,格鲁吉亚爆发了“玫瑰革命”,这是前苏联地区发生的第一场“颜色革命”,国内人很关心。而我又是中国媒体驻外高地区的唯一一个常驻注册记者。那段时间里,我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的“新闻纵横”节目做了10多次电话连线采访。一开始还真有些紧张,一次连线要准备好长时间。每次连线后,还专门给家人打电话,让他们在收音机里听听我的声音,结果我的爸爸、妈妈就是用当年姥爷送给我的“小录机”听我的广播采访。而我姥爷在我上大二时就因病去世了。我想,如果他老人家还在,他和我父母一起听我的节目,那他老爷子一定会乐开了花。
  到莫斯科工作后,我的“收音机情缘”依然延续着。莫斯科是个大城市,堵车是家常便饭。而在路上开车和堵车期间,我主要就听车载收音机,这回听的不再是音乐了,而是“莫斯科之声”广播电台。这个电台每隔30分钟就播一次新闻,这样可以保证我在堵车时也能及时了解驻在国和世界上的新闻动向,以免出现重大漏报事件,呵呵。没有办法,与外高不同,在外高当记者是“人找事儿”,在莫斯科当记者是“事儿找人”,这里的记者们一个个都是“神经质”。就是没事儿也无法真正放松……
   好了,啰嗦了这么多,流水帐式地记下我这32年与收音机不解的情缘。以后儿子长大后,再看这些文字,肯定感觉很陌生,而时间越久,我再看这些文字就会感觉越亲切。先记下来,怕时间一久了,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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