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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斌的博客

中国青年报驻俄罗斯首席记者

 
 
 

日志

 
 

俄罗斯良心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2008-08-05 04:24:32|  分类: 无解的俄罗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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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近日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谈到了俄罗斯曲折的历史,谈到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谈到了他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是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被视为“俄罗斯的良心”。在这次采访的最后,88岁的索尔仁尼琴表示他无惧死亡——因为他已实现所有的文学梦想。

  记者:亚历山大·伊萨那维奇·索尔仁尼琴,我注意到,就在我进门那一刻,你依然在伏案工作。你已经88岁高龄,并且行动不便,但依然有工作的冲动。能告诉我们,你的创作动力来自哪里吗?

  索尔仁尼琴:动力来自我的内心,打我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它就存在于我心。我习惯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去创作,去战斗。

  记者:你的工作室中摆放了4张书桌。而你在作品《石磨缝隙中的谷粒(1974年到1994年美国日记)》中提到,哪怕在森林中散步时,你都会不停构思和创作。是这样吗?

  索尔仁尼琴:还待在“古拉格群岛”(编者注: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将整个苏联比作海洋,而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我有时会在石头墙上写写画画。我习惯在草稿上记录下灵感,然后构思好内容,再将草稿毁掉。

  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记者:那么,在最苦难的时候,你是否曾失去信心?那时候,你的信念依然存在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我总是在想,不管结局如何,我都能坦然面对。随后,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很有点否极泰来的感觉。

  记者:1945年——当索尔仁尼琴上尉在前线突然被逮捕,并被押回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8年劳役时,你依然这么自信吗?而当时你被投入监狱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冒犯了斯大林。

  索尔仁尼琴:当时我们是在德国柯尼斯堡前线,刚刚突破了敌人的防线,随后我就被剥夺军衔、军功章和配枪。事实上,我当时依然十分乐观,我有自己的信仰和观点。

  记者:什么观点?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记者:13年前,当你结束流亡生活,回到莫斯科时,眼前所见的新俄罗斯让你十分沮丧。你分别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你颁奖的提议。然而,你在今年6月接受了普京总统为你颁发“国家荣誉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京曾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的局长,而FSB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KGB)。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要为我颁奖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联当局,并且奖项是颁给《古拉格群岛》一书。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无法接受把奖颁发给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书的事实。

  1998年,俄罗斯处于低潮。就在那一年,我出版了《崩塌中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愿意为我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我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

  现在的“国家荣誉奖”并不是由总统以个人名义颁发的,而是经过专家的评选而颁出。我有幸凭借对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得到提名并最终获奖。在今年的国庆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向我颁奖。在接受这一荣耀的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至于普京总统,是的,他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民族疗伤

  记者:你用了大半辈子来呼吁当局反省“古拉格群岛”,对数百万遭迫害的人表示愧疚。你的大声疾呼有效吗?

  索尔仁尼琴:我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现代政客来说,公开的忏悔都是难以接受的选择。

  记者:普京总统曾表示,从地理政治学来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灾难。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对历史的沉重反思了,尤其是大量的、“来自外部”的“不当反思”极大地伤害了俄罗斯人的感情。这些反思难道不是恰好验证了不要遗忘苏联历史的说法吗?

  索尔仁尼琴:随着苏联解体,人们越来越关心“美国单极化”的问题,作为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扮演新角色。

  而在“历史反思”问题上,唉(叹气),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不断提到这一话题,这是有关“苏联”和“俄罗斯”的问题,不管是西方国家、东欧的一些国家,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人能抹杀历史,没有人能忘却历史。老一代政客并不打算忏悔,新一代政客也在大呼委屈、谴责指控,所有人都把矛头对准了现在的莫斯科。政客们上蹿下跳,表现得就像他们已英勇地解放了所有人,只有莫斯科依然处于苦难之中。

  我的个人观点是,我希望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尽早结束,人们只有正面直视历史,才能深切体会个中苦难。

  目前很多俄罗斯人开始怀念苏联时代——但只要冷静审视历史,这种怀旧情绪就将不复存在。现在,东欧有“去红军化”的趋势,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终于能正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所带来的伤害,苏联红军究竟是解放者,还是入侵者?

  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罪责归咎于某个领导人或政治体制,但我们必须明确,只有发自肺腑的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整个民族疗伤。换个角度说,外部的指责和声讨是毫无益处的。

不了解过去就没有未来

  记者:承认过去意味着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过去。然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都在抱怨,与1990年相比,在莫斯科查阅历史资料的难度更大了。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另一方面,当局也公开了数千卷档案,一些文献资料过去是保密的,但现在,研究员不用耗费太多工夫就能看到它们。其中一些资料经过整理已经公开出版或即将出版,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此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末期,FSB将10万名罪犯的原始调查资料移交给了俄罗斯联邦档案局,2004年至2005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将这些资料集结成册,出版了一共有7卷的《斯大林的古拉格历史》。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出版工作,我确信,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全世界的研究者都以这套资料为研究蓝本。

  记者:据我们所知,在你的所有作品中,《古拉格群岛》是最有影响力、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在这一作品中,你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现在已事过境迁,再回头看看,你认为这本书的影响力究竟在哪里?

  索尔仁尼琴:你不应该拿这个问题来问我——作者很难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估。

  记者:你曾经说过,俄罗斯人以英勇的男子气概忍受着暗无天日的20世纪。俄罗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人们吸取到了什么教训,是否开始自我反省?

  索尔仁尼琴:现在似乎有了一些反省的苗头。市面上,有关20世纪的出版物和影视作品正越来越多——虽然它们的质量良莠不齐——这说明民众需要这样的作品。最近,电视台还播出了以作家沙拉莫夫的作品为原型的系列剧《俄罗斯》,还原了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

  还有,我惊奇地发现,从2006年2月开始,有关我以前的作品的讨论正越来越热烈,那些旧书被再版发行,还有我的新书《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也得以公开发行。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引发了人们思想的碰撞,包括那些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因为他们也热衷于了解我们的过去——不了解过去就意味着没有未来。

  普京继承了一个“失落国”

  记者:您如何评价普京统治的这段时期,普京与他的前任叶利钦以及戈尔巴乔夫有何不同?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显得异常幼稚、缺乏经验,对国家不负责任。与其说他对国家的领导,不如说是对国家权力的轻率放弃。随之而来西方的赞美让他更坚定地认为他的所做所为是对的。但我们要清楚,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头一回给了我国公民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叶利钦时期,照样不顾民生,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而已。叶利钦急于推行私有化,在他手上,国有资产被大规模地卖掉。为了获得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叶利钦支持分离主义,还制定了相关法律,他的鼓励和授权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剧降,而这一切却令西方国家击节叫好。

  普京继承的是一个被掠夺一空、迷茫失落的国家,人们一贫如洗、士气低落。他开始尽其所能让这个国家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努力不明显,也不会马上被人看好。

  记者:你一直主张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在这一点上,您主张的模式与西方民主有所不同。在普京统治7年后,我们观察到完全相反的情形:国家大权集于总统一身,一切以他马首是瞻。

  索尔仁尼琴:对,我一直坚持认为需要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我从未将这种模式与西方民主对立。相反,我一直试图用我亲眼所见的瑞士和英国建立高效地方自治政府的例子来说服他人。

  最大的任务:照看好人民

  记者:尽管有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获的财富,尽管中产阶级队伍有所扩大,但俄罗斯的贫富分化仍然十分严重。应该怎样去改善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罗斯的贫富分化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国家需要对此高度关注。我们需要做的是给中小企业以发展的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市民和小企业主,使他们免受朝令夕改和官员腐败之苦。这意味着要将国家天然资源的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中去。我们必须同时学会如何杜绝贪腐。

  记者:俄罗斯需要某种国家理念吗?应该是怎样的?

  索尔仁尼琴:“国家理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他们所渴望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理念。这种统一的理念可能很好,但决不应该被少数派人为地去制造,或者自上而下强加于人。

  在后苏联时代,当“建立国家理念”的讨论刚刚掀起时,我就泼过冷水,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在经历了惨痛的损失后,我们只有一个最大的任务:那就是照看好我们奄奄一息的人民。

  俄罗斯人对西方失望

  记者:俄罗斯经常发现自己形单影只。最近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恶化的趋势,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在理解俄罗斯的问题上有什么困难?

  索尔仁尼琴:我们能举出很多原因,但最有意思的是心理原因,如:虚幻的希望和现实的碰撞。这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同样都存在。当我于1994年回国的时候,对西方世界的膜拜正如日中天。必须承认,造成这种膜拜的原因不是对西方的真正了解和理性认知,而是出于对专制和反西方宣传的本能憎恶。这种情绪随着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而开始改变。公正地说,北约的轰炸令俄罗斯所有阶层的人都深感震惊,终生难忘。后来北约开始扩展它们势力范围,并将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入它们的阵营,俄罗斯人的情绪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乌克兰向西方国家靠拢尤其令俄罗斯痛心,乌克兰同俄罗斯的紧密纽带体现在两国有数百万生活紧密相连的家庭,他们的亲人生活在边界的两边,任何的变故所产生的军事对峙都将使他们骨肉分离。

  过去人们通常将西方国家视为“民主骑士”,但这种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很失望地看到了西方国家政策中隐藏的实用主义、刻薄、自私。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觉醒,从前的幻觉一下子粉碎了。

  西方国家很容易就会认为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从此一蹶不振。当俄罗斯从经济和国力上开始恢复元气,西方的反应,或许是下意识的恐惧。

  记者:西方将它和前超级大国苏联联系在了一起。

  索尔仁尼琴:西方事实上认为俄罗斯完全没有民主。当然,俄罗斯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才刚刚开始走向民主。

  当“9·11”发生后,俄罗斯难道没有毫不犹豫地向西方伸出援手?只有心理障碍或许是政治上的短视才能解释西方对俄罗斯援助的拒绝。

  在面对新的威胁时,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推到一边难道不是一种奢侈吗?在我回国前,我曾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我表示:“展望未来,我们就会看到,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

  记者:你一直希望德国充当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你认为德国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索尔仁尼琴:我的确这么认为,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有一种先天的吸引力。否则,经不起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根基

  记者:东正教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你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俄罗斯东正教正在变成国教,就像几个世纪以前那样。

  索尔仁尼琴:我们年轻的国家正在学会尊重它,将它视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记者:1987年的时候,你接受《明镜》专访,你说你很难公开谈论宗教。信仰对你意味着什么?

  索尔仁尼琴:对我来说,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根基和支撑。

  记者:你害怕死吗?

  索尔仁尼琴:不,我不再害怕死亡。小的时候,我父亲的早亡对我产生了一些阴影。他27岁就走了。在我所有的文学梦想实现之前,我害怕死亡。但在30岁至40岁期间,我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变得非常坦然。我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存在的最后终结。

  记者: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的创作生命长盛不衰。

  索尔仁尼琴:不,不要。已经够了。

代表作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在索尔仁尼琴的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以高超的浓缩时空的技巧,描写了普通犯人伊万·杰尼索维奇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一天,展现了主人公在逆境中对生命的尊重及其对不公正的抗争,张扬了人性尊严,揭示了人生的真谛.小说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的深沉思考与道德探索。

  《古拉格群岛》

  这部长达140万字的巨著,堪称前苏联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原是前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前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全书分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7部,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前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充分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驾驭材料的能力。

  《癌症楼》

  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作者本人。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部队里待过7年,又在劳改营里待过7年,之后是在流放地度日。就在这时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经X射线照射他病情好转。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在他看来“是太残酷了”,他愤而反抗。表面上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实际上他比较随和、一点也不傲慢,只是他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以致性格扭曲、性情暴躁。作者正是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扭曲,揭露和抨击了肃反扩大化以及此前此后一次次清洗的罪恶及其对千千万万人心灵的损害。 综合

  索尔仁尼琴一生的信条是“不相信、不害怕、不原谅和不撒谎”,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中正不倚的立场。

  2007年6月12日,普京来到索尔仁尼琴的家中。

  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1970年)和德国作家伯尔(1972年)。

  1998年,索尔仁尼琴(左)与戈尔巴乔夫(右)。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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